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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也195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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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1978年 我把命运交给了陌生人  

2013-02-17 12:05:51|  分类: 人物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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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年 我把命运交给了陌生人

 来源:YNET.com 北青网      (徐小平,真格基金创始人、新东方联合创始人)


        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1978级全家福,应是入学不久合影。从右逐排:徐小平、余志刚、戴佳舫、郑祖襄、刘经树、周耀群、陈衍智、王次炤、吴宁、王时、许红缨、周青青、常罡、江安西、张以连、柴明、周青青、景春寒、杨沐、欧阳蕴、修海林、邓丽

有一件往事,几乎已经被我忘却了。但今天当它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时,突然让我感到一种令人激动的寓意——

原来,我当年能够来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读书,竟在一个致命环节上,得到了一个和我一样孤零零来自上海的外地考生的帮助!这个外地考生,就是我后来的同班同学王次炤,二十多年后他成为现任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。

我对他的委托,凝聚着我对自己命运最深沉的期盼

1978年5月,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联合招生。我脚蹬一双塑料凉鞋,手提一只尼龙网兜,怀揣几个茶叶蛋,肩扛一架手风琴,从家乡江苏泰兴来到上海,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考试。

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,在上海音乐学院办理报名手续时,看见一个在那里登记名册的女老师,顿时被她的风采迷住了。从乡下来的我看见那老师白皙的皮肤,修长的手指,卷曲的头发,当时心想:这个老师肯定天天用牛奶洗澡,听着小夜曲睡觉……心里充满了对上流社会生活的神往。我暗自狠狠掐自己,一定要考上!

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复试榜贴出来了,我去看榜。但看来看去,就是看不见我的名字!上海音乐学院让我名落孙山,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复试名单榜却要过好几天才公布。我虽然有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姿态,但老呆在上海干等也不是个事儿,所以我决定先回泰兴老家去等。走之前,我告诉我的亲戚:到了发榜日,请帮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去看榜,如果有我的名字,赶紧给我拍个电报!我好赶来复试。

嘱咐了我的亲戚。我总感觉到还不够放心。但我在上海就这么一位亲戚熟人,还能拜托谁?想来想去,我想到了在考场上刚刚认识两天的一个考友——王次炤。

次炤是来自杭州的考生。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考验,经历了青春虚度的折磨,终于赶上了恢复高考。当时的他,已经29岁,属于恢复高考后“老三届”中最老的一届。他们心中的压力,显然是我这个也已经22岁的大龄考生无法想象的。

我和次炤在考场一见如故,谈得很投机。从他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,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。于是,就在匆匆离开上海的时刻,我把自己最后一线希望委托给他,请他如果看到我的名字,给我发个电报。

我对复试并不抱有希望,但不抱希望并不是我不希望,我是多么强烈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复试以及录取啊!所以,这个对次炤兄的委托,凝聚着我对自己命运最深沉的期盼。

比我年长七岁的次炤兄,毫无疑问肯定比我更希望获得复试。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那次公布只在全国范围内招十个名额。考生之间竞争之惨烈不言而喻。我和次炤既是考友,其实也是竞争者。但我好像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,只是怀着对次炤完全的信赖,离开了上海。

那封及时发来的电报,让我终于赶上了第二天的考试

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,复试发榜那天是我的生日。早晨起来,我就开始等电报,等待命运的宣判。但等到中午,电报还没有来。我甚至走到了邮电局里面去等,以防邮递员送错地方。但等到下午将近两点时,还是没有任何消息。

回到家中,爸爸妈妈也在那里守株待兔,而且已经知道兔子即使没有被别人拦截,至少也已迟到。当时的我虽然也没有绝望,因为紧接着提前招生艺术院校考试,七月还有全国普通高校招考,我还有机会!考不上中央音乐学院,大不了我就上北大呗!但毕竟“中央音乐学院”这么响亮的名字,还是我梦寐以求的心灵归宿啊!

大概在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,门外响起了命运的幸运敲门声!电报,电报,小平复试电报!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复试通知终于到达了!随着街坊邻居纷纷喧嚷起来,爸爸妈妈和我的眼睛立即亮了。

我的兴奋就不用说了。但当时泰兴到上海已经没有班车,唯一能让我第二天早晨赶到上海参加八点就开始考试的,是离家二十多公里的长江边上,还有一班到上海的小客轮。父亲帮我找了一辆货车,把我像一头猪那样拉到了江边,客轮停泊在长江南岸江阴黄田港(二十年后我知道,那里就是俞敏洪的故乡),我又赶上了最后一班开往江对面的渡轮,在那里买了一张五等舱的船票,登上了即将起航的客轮。

那班客轮五等舱的乘客,全是带着自己的鸡鸭鱼蟹猪去上海赶早市的江北农民。舱内除了听不到人的音乐,什么动物的摇滚都有。而我,美滋滋地与那些即将被上海人民吃掉的鸡鸭鱼虾一起,脚沾着鸡毛,头枕着波涛,面露着微笑,向着大上海,向着我的未来航行!

第二封迟到的电报引起家人的疑心和推测

那天深夜,就在我和各种动物酣眠在一起的时候,另外一份通知我面试的电报到了泰兴家里!

家里人接到这份作为喜讯的电报,却出了一身冷汗:如果我只委托了一个人,而这个人恰恰是发送这份深夜来电的主儿,我的前途可就毁了!因为复试就在第二天早晨八点举行,除非我有直升机,否则只好望洋兴叹、遗恨终生了!这要比收不到复试通知还要冤!

后怕之后,家人感到庆幸——幸亏那第一份电报!但庆幸之后,大家又感到纳闷:是谁,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把复试通知送给我呢?上海到泰兴的电报从发送到收到大概需要四个小时,半夜来的电报,发送的时候应该已经晚上七八点了。故意这么晚才把消息送给我,这个人是谁?

家里人显然不会认为发第二封电报的是我的亲戚。那么,肯定是那位受托的考生,故意拖延到晚上才发电报。这样,他也许就可以消除一个竞争对手了!家里人于是嗟叹人心险恶!并夸奖我好聪明,还知道多留一手,让亲戚替我双重保险!

可叹的是,在这件事情上,大家的推测都错了!恰恰是王次炤——这位当时我还素昧平生、只是在激烈竞争的考场上萍水相逢的考友,看到复试榜上我的名字之后,花了宝贵的钱和时间,怀着纯真的心灵,在第一时间给我送来了复试的喜讯!

而我的亲戚,后来则告诉我:他那天起来,就没想去看榜,因为他觉得我根本没戏。到了傍晚时分,他信步走到了离家不远的发榜处,在那里“居然”看到了我的名字,于是立即给我发电报,虽然当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!

我什么也没说,亲戚是个老人家,他也不欠我什么,倒是我欠他很多。我不能责备他!但我的心里,立即充满了对次炤兄的无限感激!因为,如果不是这位我素昧平生、才认识两天的杭州考生第一时间先给我把电报拍过来,我的大学梦,一定就会梦断扬子江了!

纯真年代里的纯真人情

进了音乐学院,我和次炤住在同一个宿舍——还有另外十几个人。这十几个同屋里面,诞生了两位音乐学院院长——另外一位是担任过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戴嘉枋,两位国家级乐团队指挥(高伟村、王诺文)、几位系主任和研究所长(修海林、郑祖襄),以及也许为新东方增了光、但肯定让音乐学院遗憾的我老人家。

如同我在今天也不是一个成功的音乐家,我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好学生。不过,正是音乐学院的五年磨砺,让我从一个“热血愤青”,变成了一个有社会责任和历史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,使我后来的人生,在追求个人成功与幸福的同时,也能时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承担的公民责任。

我说不清楚,次炤兄后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要职,和他当年给我发电报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:好人有好报!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,难的是为和自己毫无关系、甚至还有利益冲突的陌生人做好事。次炤兄这个拯救了我梦想和前途的电报,显然堪称纯真年代里纯真人情的经典风范。

次炤兄拍来的电报原件,肯定已经不复存在了,否则,我会把它捐送给中央音乐学院,摆在校史馆里,告诉后来的学生:想当院长吗?看看王次炤是怎么帮助徐小平的!

想当徐小平吗——看看他是如何信赖陌生人的!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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